搬家的时候翻出几本携带很多年却一直没看的书,野火集是其中的一本.
跟平时所喜欢的科幻故事不同,野火集是在85年出版的台湾社会现象讨论文章集.
我所拥有的是05年的二十周年纪念版.
此文为一些感想与摘录.
此书草草可以分为两个部分,85年时龙应台的时评与05年增添的各位其他作家的评论.
借用龙应台自己的话:
“野火”是个强烈的批判声音;当批判的对象是自己的时候,就成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个自剖反省的声音。但是“野火”里头并没有任何新鲜的观念。它指控现代的中国人丧失道德勇气，它要求学生争取独立思考的空间，它要求政治的开放与容忍。
知识分子或者受制于强权而不敢作声，或者屈服于做官的私欲而婉转歌唱，或者受挫于尝试的失败而灰心隐退;仍旧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轻，貌似前进的《野火集》并不例外;或者倒过来说,“野火”这么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观念的书都能引起这么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进，而是这个社会落后;不是“野火”的声音特别清越，而是这个社会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声。
这也是我所阅读时的最初印象,以及悲哀.
龙应台批评85年台湾社会的政治压抑,社会议题是从基础的地方出发的.
作为公民应有社会责任,应当辩论思考,并行动批判,整个社会才会有进步.
也就是从公民做主——民主的基本定义出发.
然而这些议题发生在85年的台湾,四十年后翻开,问题还在大陆反复.
甚至这本基础民主读物也被“本章略有删节”的阉割,可悲到虚无.
原本因为悲哀而快速翻读,到中途改了主意.
龙应台的辩论方式逻辑稳固而亲民,使用的都是大白话.
对于浅显的道理却仍然用一腔热血来辩论,渡人的诚恳及努力不该被草草略过.
以下为文章节选.
节选
《正眼看西方》阐述崇洋与排外都是自傲且自卑的态度.
每一件事作客观冷静的、不自卑不自大、不情绪反应的探讨，中国人才有可能从西方巨大的阴影中自己站出来。否则,崇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难局》一文中讨论的是被集体所淹没的个人.
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个人也获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为了“个人”，为什么“个人”却经常要为了“法”而牺牲呢？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对于葛兹而言，他保护了自己达到了“法”的目的,却同时也犯了法。只有苏格拉底那个老头，他根本就放弃自己、牺牲个人，所以与法相安无事。
当所谓“法制”己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个血肉做成的“人”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有它的本意？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人是不是已经“文明”得糊涂，忘了“文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很怕听人说“学校荣誉”，因为我知道，为了这么个抽象的框框，有多少“不听话” “不受教”的学生要受到残酷的压制,多少特立独行的个人要被塞进框框里，呼吸不得，动弹不得。
我更不忍心听人宣扬五代同堂的美德。在那个和谐的表面之下，有多少半夜的叹息、破碎的梦想、解体的个人意志，切都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 、一个原本造福个人而往往牺牲个人的制度。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词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
《不会“闹事”的一代》讲的是自主思考与主动行动.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经抗议分子的行为。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捣乱”的这些年轻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花5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5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是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嬉闹，但大部分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道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哪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5块钱，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们的年轻人呢？或者，缩小一点范岡。我们的大学生呢？有多少人具备这三个品质？
这个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各个学科的实验室。学生在黑字白纸之间所学到的理论与例证，都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识带到人生的实验室里去观照验证之后,知识才能落实。
我喜欢道德勇气这一词.
《自白》一文讲述了自己的女性身份被公开后受到的态度完全不同.
《欧威尔的台湾？》一文讲的是文化自由.
如果有人认为思想言论的控制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影响社会其他层面,那他就太天真了。让我们看看培养社会中坚的大学教育。一方面，我们说要作育英才：读社会科学的要学会慎思明辦;读人文艺术的,要格物致知;读自然科学的，更要有锲而不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所谓“慎思明辩”“格物致知”、“打破沙锅”指的都是同一个原则：对真相、真理全心全意地追求;学问由此而来。
思考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学生一旦获得这个工具，我们就不可能对他说：你去治学问，但不要碰政治。此如说一个有能力深思经济问题、文学问题的人，他一定也有能力分析政治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执意不让学生在政治问题上刨根挖柢，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本不教他迫求真理的原则与方法，不给他“思考”那个刨根挖柢的工貝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还谈什么教育？
在一个百般禁忌的社会里，我也怀疑会有真正伟大艺术作品的产生。艺术创作，是一种竞技。在自由的环境中，每个人都能竭尽所能地去发展他的才智;作家没有他不敢写的题材，画家没有他不敢画的意象，评家没有他不能攻击的对象,剧作者没有他不可表现的理念。只有在这种尽情发挥、全面竞技的情况下，才可能创造出真正尖端、真正伟大的作品来。
到《台湾是谁的家》一文已经到控诉公民的不作为:
可是，你是谁？凭什么你就做“沉默的大众”，等这少数人努力了,甚至牺牲了，你再去享受他们的成果？
前人种树，后人纳凉是件美事;但是你不种树，身后的人又哪里有凉可纳呢？
比起野火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这样的“野火现象”.
野火现象
我对历史一窍不通,只根据评价拼凑出大概:
野火集是“党内读物”,是温和改进,是内部改革派.
也就是在破坏一切的鲁鲁修对面的朱雀.
也许因为野火集跟拿来对比的“对制度全盘否定的党外杂志”更加温和,而广受欢迎.
摘选杨渡在二十周年时的评论:
这便是她聪明的地方。她既可能被查禁，因为文笔火辣，又让人找不到查禁的理由。因为她所谈的，都是民主政治的常识。她走在边缘上，巧妙的闪躲了政治的火炮。
迄今为止,龙应台仍是这个不彻底的批判者。她说两岸和平，却回避军购问题。她从末在本士问题与合独法西斯问题上表态。虽然在德国生活多年的她，明知台湾在选举中的种族主义与法西斯气氛，是多么接近纳粹当年的德国。虽然，她应该比谁都清楚，本土化的目的，不是反对国际化，而是去中国化。但她选择了以国际化来闪避本土化与去中国化的矛盾。
龙应台有勇敢的一面，有媚俗的一面，也有她智慧的闪光。
但可以指出的是：20年前那个可以闪闪躲躲，以模糊的自由派姿态来缓和矛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一个两极化的时代。不是龙应台想不想，而是当政者就是如此思考。他们认为，你不是同志，就是敌人，不是台独，就是统派。
二十周年时有很多作家附文评论,【从民主入手是为未来打下基础】,【龙应台并不能够对其他地区(新加坡)染上一把野火】,也有杨渡这样说话老狠的了.
我喜欢这样的不同的声音,不同但都直言不讳.
余秋雨用了“文化责任”这个词,我喜欢这个词背后的“思考以及表达”,所以我觉得基础论点的野火集也是相当有意义的,野火所带起来的思考才是从涟漪引起大浪的意义所在.
最后摘录龙应台自己在二十周年的引.
80年代的“背景理据”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我们追求的权利是反对一党专政，以民意取代独裁。90年代的“背景理据”就不同了，它变成肤浅民意的无所不在。90年代必须争取的权利也就变成如何洞察民意的虚实真份、如何保护少數的不受侵害和腐蚀、如何保障真正意义的自由了。
比较起来,80年代的“奋斗”虽然冒着坐牢的危险，人们的心情是自信而轻松的。极权体制是那么大一个目标,打垮它只需要些英雄气概。90年代看起来平庸而安静，可人心惶惶不安，首先就闹不清敌人究竟是谁。在80年代，贪污腐败，火烧水灾死人，都可以怪国民党;在90年代，官商勾结、黑道横行、火烧水灾照样死人，却不知要怪谁？政府由小市民自己投票组成;如果还有什么要被打倒，那最该被打倒的，竟是小市民自己的种种弱点。当政治责任由独裁政体转到了个人肩上时，个人顿时发现了自己体质的虚弱。